其实，经过多年的解释改宪和海外派兵，日本自卫队与军队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惟本院释字第五八二号解释宣告与宪法意旨不符之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二四二三号、四十六年台上字第四一九号判例等为刑事诉讼程序法规，且已行之多年，相关刑事案件难以计数，如依据各该违宪判例所为之确定判决，均得依刑事诉讼法之规定提起非常上诉，将造成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之重大损害，故该解释除对声请人据以声请解释之案件，具有溯及效力外，并未明定赋予一般溯及效力。系争通传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二、三、四、六项规定有关通传会委员选任之部分，至迟应于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
否则，毋宁应认为法院及行政机关均不应继续适用被宣告违宪法规侵害人民权益，而应有其他配套救济措施。但其结果将与信赖保护之要求以及法安定性之维护相冲突，为兼顾合宪性正义要求与法安定性之维护，乃采取折衷的中庸之道模式，以寻求法律生活中最佳的解决之道[20]。又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98.11.10第二法庭裁判也认为小孩照顾需要属于家庭基本生存权之一环，其照顾费用在所得税法上应予以扣除，所得税法第32条第33c条规定未准予扣除，抵触基本法第6条第1项第2项关于婚姻及家庭应予保障之规定，并宣告限期失效，立法者应制定新规定并于2000.1.1起生效，以符合宪法要求，届时未予制定新规定者，有关小孩照顾费用得依据所得税法第33条第3项规定之金额标准自所得中扣除，另对于原因案件，也准予溯及既往声请人得请求按照符合宪法意旨之照顾费用扣除,必要时或许立法者也应对之制定溯及生效之条款[34]。中央主管机关对于该等中央所订地方自治法规之行政函释，具有指导建议性质，地方政府诉愿审议委员会自可不受该等行政规则之拘束（行政程序法第161条规定：「有效下达之行政规则，具有拘束订定机关、其下级机关及属官之效力。」[55] 的确，违宪限期失效一方面课予立法机关应尽速完成立法修正以符合宪法秩序之义务，因此解为课予立法改正义务期间，应无不合。
例如释字第218号解释：「财政部○○号等函释示：「一律以出售年度房屋评定价格之百分之二十计算财产交易所得」，不问年度、地区、经济情况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评定价格，以固定不变之百分比，推计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自难切近实际，有失公平合理，且与所得税法所定推计核定之意旨未尽相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停止适用。[41]Loose,in： Tipke/Kruse,AO , 2009, §176 Tz.6f.; Hubschmann/Hepp/Spitaler, AO, AO, 2000, §176 Rz.131. [42]Theo Ohlinger,Verfassungsrecht,8.Aufl.,2009,S.477ff. [43]有关此草案之评析，参见吴信华，宪法诉讼法草案评析（上）（下），月旦法学杂志，141期、142期，2007年2月3月。[23]同注[18]引书，第4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基本权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这一实质理性功能的发挥。[31]与其他国家一般均将基本权限定问题交由一般性的概括条款处理不同，德国《基本法》选择将对基本权的限制放在每项基本权条款中进行差异性处理，而这种差异性处理又是通过对法律保留的不同规定而达成。尽管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之前发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使规范宪法学者尝试经由法院解释宪法来完善甚至续造宪法的努力一度受挫，但规范法学者在此之后却并未停止通过宪法释义学的方法，来分析和阐释具体个案，并以这些个案讨论为基础，逐步地累积我国宪法释义学的成果。而德国法从基本权利的客观属性出发，发展出的制度性保障（Institutsgarantie）、保护义务（Schlitzpflicht）以及第三人效力（Drittwirkung）等理论，均可以成为勾勒这些部门宪法基本结构框架和秩序基础的重要方法。
此外，规范设计的理性差异和优劣有别也真实地反映出立宪者是否真的将人权保障作为宪法的首要任务，并予以慎重对待。而要克服这种宪法规范过度简单化的弊病，就必须慎重认真地对待基本权利规范、缜密细致地进行制度设计。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 宪法释义学 部门宪法 。行政诉讼连带行政法的急速发展也的确如陈教授所言，为中国宪政带来活跃生机，众多在行政法领域发生的轰动案件，例如安徽的乙肝歧视案，[47]陕西的夫妻看黄碟案[48]等，最终都被回溯至宪法领域，并成为宪法学者为荒置许久的宪法条文注入现实滋养的契机。学者的惯常做法都是将域外解释成果直接纳入对我国宪法文本的解释，例如尝试将德国关于人性尊严（Menschenwuerde）的认识，作为我国《宪法》第3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解释依据，并借此将德国人性尊严保障的价值内核直接植入我国宪法。我国现行宪法自制定以来，已历经四次重大修改，但回顾之前的修宪轨迹，可以发现核心主轴基本停留于经济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革新，直至2004年才将关注视线转移至人权保障。
据此，要以宪法中的这些国家目标条款为起点，发展出类似德国法中的部门宪法，就应重新在部门的选择与分类，各个部门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如何互相指涉，如何对部门的基本秩序进行建构等诸多方面进行法释义学的处理，对各个部门独特的结构原则以及规律生态，从宪法角度进行整体观察和体系整合。与规范宪法倚重宪法文本，倡导司法审查，强调通过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和法解释技术来实现保障人权的功能不同，政治宪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司法审查，认为由法院来处理与宪法有关的政治问题并不适宜，最终只会使法院陷入反多数困局。部门宪法观念的提出，在热衷制造理论和概念的德国，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德国部门宪法成长的思想基础主要在于战后盛行的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的理论，而我国宪法文本中所包含的有关国家在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环境制度、少数民族制度等方面的基本国策，同样能够成为架构部门宪法的平台和依据。
六、结语 尽管宪法司法化因现实障碍而遭遇发展困局，但规范宪法作为提升和改进我国宪法和宪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仍旧有其坚守的价值。[6] （二）政治宪法的问题与规范宪法的立场 尽管伴随规范宪法的暂时挫败，政治宪法开始呈上升势头，但发展至今，其除了指出规范宪法的要害外，对于中国宪法本身的改善成长似乎至今并无实质性建树。
政治宪法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宪法的补充，但并不能彻底替代规范宪法，否则宪法学者不懈进行的使政治服膺于法律的长久努力也会因此变成一场空跑。如果说，德国部门宪法的发展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另辟新径，它对我国的启示则表现为：部门宪法的引入或许能够为无法与制度实践衔接的宪法释义学提供试练的场域，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的现实落实。
在韦伯看来，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从终极价值中演绎出的活动规则，而形式理性则是一种排除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的客观理性，具体表现为法律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及目的上的可计算性。（二）我国宪法学者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法释义学积累 尽管缺乏司法审查这项重要的制度支持，但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已经在我国宪法研究领域渐次展开，制度的阙如也并未妨碍诸多宪法学者回到宪法文本，通过文本与规范事实之间的循环诠释来补强宪法文本，并使宪法和实践之间建立关联。受到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22]有关宪法释义学方法论的作品可参见：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早在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后，陈端洪教授就曾撰文[46]指出在宪政缺乏内在发展动力时，部门法或许能够成为宪政发展走出僵局的其他出口。而政治法学，则是将对象的政治性和方法的政治性混为一谈，武断地认为，因为宪法具有政治性，就必须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宪法，这种研究方法非但未使政治宪法摆脱宪法政治学或是宪法社会学的传统桎梏，其结果也往往会将宪法的出路导向单纯的意志决断和人民的激情参与。
而这也就是德国法学家卡尔·恩格斯（Karl Engisch）所言的，从规范文本（Normtext）出发，而不断往返于规范与规范领域的目光来回的循环诠释过程。[25]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
其次，判断公权力是否对基本权构成侵害（Eingriff）。尽管因为宪法司法化的现实障碍而遭遇发展困局，但作为提升和改进我国宪法和宪法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规范宪法仍旧有其坚守的价值。
再次，尽管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当代的中国规范宪法学者同样时刻警醒自身，不要完全退回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23]因此，规范宪法学者在研究方法上虽然谨守以文本为中心的立场，但这并不妨碍其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保持开放。在规范宪法遭遇失败的同时，一种更富革命激情和战斗气质的政治宪法阵营开始形成。
宪法不可能永远与政治相互纠缠，不可能永远从政治中获得论证，而这也终将成为政治宪法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局。保障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必要目的，这一点勿庸置疑，但如果宪法对基本权的保障还仅限于政治性宣示和列举，并不考虑规范本身的理性设计，那么，所有的宣示和列举都将只是徒具骨架、毫无内在逻辑与生命力的苍白语句，在面对公权力侵害基本权时非但毫无招架之力，甚至会有被公权力利用之虞。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霍姆斯菲尔德认为，旨在提取最大公分母的法律比较只有在实证主义法学的分析方法，例如概念法学、分析法学等出现后才成为可能。但即便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明示这一目标，人权保障的现实效果还是各有差异。
[43]换言之，在部门宪法的倡行者看来，要缩短宪法规范与所规范事实之间的距离，仅仅依赖宪法释义学本身的拓展调试并不足够，解释技术的完善仍旧无法使其摆脱趋向封闭和滞后的危险，而从部门的角度切人，参酌鲜活的生活事实，却能够有效提升宪法规范的社会性，并使其真正成为活的宪法。事实上，缜密的条款设计除了能够使宪法在规范层面具有强大的防御效力，同样能够为司法审查和宪法解释提供稳定清晰的分析框架和思考步骤。
其最初是由中世纪的经学家发展而来，他们首先收集基本的经文，研究和确定它们的含义，再通过解释、除疑（die Ausraeumung von Widersprueche），将其表述为一种和谐的体系。[8]阿尔图·考夫曼、温弗尔德·哈斯黙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推理导论》，郑永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正因如此，法实证主义将法律从仍旧纠缠于法律的道德僵尸中解放出来，[8]并使其彻底摆脱了哲学或者政治学的干扰，摆脱了宗教、哲学和伦理的控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些成果虽然因为实践场域的阙如，仍旧停留于思想启蒙阶段，但对我国未来宪法走入法院，甚至宪法修改都具有重要意义。
[20]此外，即使没有具体个案的促动，以宪法文本为中心的释义学研究同样成为规范宪法学者的研究自觉。本文在总结我国规范宪法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样参照域外经验，尝试提出突破司法审查制度阙如下的宪法实施困局的可能路径。宪法学者是否因现实挫败就转身投入政治宪法的阵营，规范在遭遇挫折后应如何前行，宪法释义学又应如何突破司法审查制度缺失下的发展困局便成为当今宪法研究必须直面的难题。但法释义学尽管属于规范科学，却并非对社会事实漠不关心，在研究法律规范如何涵设于规范领域时，法释义学同样需对相关社会事实予以了解和分析，并通过规范解释技术对规范予以调试，以缩短或消弭规范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9]日后受到自然法学和社会法学的猛烈抨击，被认为非但不能促成对规则的有效理解，[10]亦削弱了对专制和独裁的抵抗，但它作为人类重要知识景观的价值却不能被忽略。毋庸讳言，造成上述研究困境的很大原因就在于相关的制度支持和实施与检验机会的阙如。
[12]迄今为止，法释义学在德国的发展最为充分，它不仅成为研究德国法所无法绕过的方法，也是德国法的魅力所在。伴随规范宪法在学理研究上的成功积累，学者也愈来愈期待它能够与制度实践建立对接，并在与社会现实的循环诠释过程中获得试验磨砺，但宪法司法化的障碍却使规范宪法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遭遇挫折。
而德国法也因在基本权规范设计上所表现出的高成熟度而成为诸多学者用以对比甚至借镜的样本。这种做法虽然提升了我国宪法释义学的理论含量，但也忽略了外国法释义学成果的文本基础和思想背景，导致上述拓展更近于学者的一厢情愿和牵强附会，与社会现实并不关联，也未曾被制度实践所重视。
